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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
华夏文明传播研究自年登上中国学术舞台，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如今已初见成果。以谢清果教授为代表的新时代青年学者接过“华夏传播研究”的接力棒，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办学会搭平台、笔耕不辍，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按下快进键。《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是谢清果教授历时八年的一部诚意之作，作者以深厚的儒释道文学功力和独到的思考见解，将华夏经典论著与内向传播理论嫁接起来，用本土哲学探视传播学议题、建构适合中国的传播学理论，为后世相关领域的研究树立了榜样。
一、引言
华夏传播学在中国的开端与西方传播学学科建设者施拉姆和他的学生余也鲁有密切的联系。年，施拉姆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多次参加“中国传学研讨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艺术染上了浓厚的兴趣。年，施拉姆著书《传学概论》由学生余也鲁译述，余为其作序，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二人由此开启了华夏传播研究“新探”。华夏传播研究诞生以来，以千禧之年为界经历了三代人、四十余年的努力求索，21世纪以前，余也鲁、徐佳士、孙旭培、郑学檬等前辈学者首倡“华夏传播”，潜心钻研理论问题，办报撰稿、广纳贤士；进入21世纪，厦门大学*星民教授在年发表的《华夏传播研究刍议》一文首先界定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与意义，在吴予敏、*星民、邵培仁等中坚力量的鼓动和助推下，又涌现出一大批华传新秀，如潘祥辉、姚锦云、谢清果、张兵娟、*等学者，传承衣钵、领域深耕。今天的华夏传播研究已然积累了大量研究经验和理论胚胎，旨在为建立“中华学派”，构建华夏传播本土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而不懈努力。
谢清果教授是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等多重学科背景，任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访问学者，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谢教授勤奋为学，主编有《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中华老学》三本集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课题十余项，出版著作三十余部，致力于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方向。《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是谢教授多年来的心血之汇总，在成书之前，谢教授就已发表《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内向传播视域下的?庄子?“吾丧我”思想新探》（）、《作为儒家内向传播观念的“慎独”》（）、《内向传播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等系列研究华夏内向传播的论文，试图从内向传播理论的视角重新解析中华文化，进而探索出一条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在谢教授看来，“对于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而言，内向传播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所在，也是华夏文明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的传播学原理所在。”在关于内向传播与整个华夏传播体系的关系方面，谢教授认为，“华夏内向传播是华夏传播学体系建构的基石，更是华夏传播学的特质所在。”本书一方面延用了米德、布鲁默等西方学者的理论范式，为中西传播学的对话建路搭桥；另一方面推陈出新，立足于儒释道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从四书五经中寻找中华本土传播理论源头，创新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路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对于建构“华夏传播学三大体系”“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议题具有相当大的建设和拓展意义。
纵览全书，作者在绪论中首先对比中西内向传播的根本差异，其关于“西方人用科学的路径来认识自我，东方人用人文的路径来感知自我（非理性）。前者更多是经验的，后者更多是超验的”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底蕴、哲学精神的本质不同，才能在中西文明观及传播观上保持冷静的思考。本书前两章以老子《道德经》作为理论文本，从中探视老子对于自我传播、自我与他者、自省式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独特的操作范式，总结出“有无相生”的内向传播模式和实现路径，极具中华本土特色。第三、四、五章以《庄子》中“吾丧我”命题为核心，剖析“吾”和“我”对应的主我与客我的关系意识，并通过“丧”实现自我升华、自我净化。第六至十一章作者将探视镜转向先秦儒家思想，着重论述“慎独观”和“仁观念”在内向传播中的思想要旨和运作机制，并创造性地提出“内圣外王”为儒家内向传播理论的核心范式。最后一章在佛教心性论中阐述内向传播的基本观念，用“明心见性”的表述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相互观照，令读者回味无穷。
经过本书的阐述发扬，华夏传播研究中关于“内向传播”本土化的研究思路和路径基本定型、研究旨趣和目标理想基本定调，未来作者还希望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哲学、媒介史、中西传播思想对话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学术探讨，发现新线索、拓展新思路、创造新议题，为华夏传播研究领域添砖加瓦。今天的中国创造出了人类两大发展奇迹，难掩锋芒，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西方国家的霸权控制下，中国面临着国际关系紧张、话语权弱化等现实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的强大不应只表现在“硬实力”上，而应该“软硬兼备”，以华夏文明、华夏价值、华夏主张来吸引人、感染人，建立国际威望、提高国际地位。本书正是在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所作的学术努力，对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接下来，笔者将从本书的几个亮点谈谈我的启发和感悟。
二、经典语境与现实观照：
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和方法
正如前文所述，本书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然而，“本土化”一词直接将传播学抽离出中国，承认传播学是西方产物、是舶来品，这一点我并不认同，从本书中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其实无需所谓本土化了的传播学，中国本身就自成一套传播系统和规则体系，中华文明也一直在绵延传承之中，从未断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将中国传播主张和西方理论范式放在天平的两端、平等对话、相互观照。在谢教授看来，若想厘清华夏文明传播的源头和路径，首先要回归经典论著，回归古代哲人的思想语境中。因而，在经典中熟稔华夏文明传播语境，在中西对话中观照现实传播学课题，二者共同推动的华夏内向传播的理论建构和方法。
（一）自知者明：
华夏内向传播的起点和终点
詹石窗老师在序中指出：内向传播，或称人的内在自我对话，是中华文化内在超越的核心所在，是理解和把握中华文化的钥匙。而华夏民族的自我传播往往是从自我认识开始的，《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比起了解他人，古人把了解自己作为更深层次、也是更困难的追求。在古人日常的反躬自省中，了解自己是与心灵进行对话的起点，是自我传播最重要一环，其次才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有言：名正言顺已成礼，可见内向传播的第一步即摆正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的地位。其次，中国古代的自我互动并非“知己”“知人”并行，而是追求“先知己后知人”的行为逻辑，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里孔子教导我们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才能，而是要担心自身的修养够不够深厚，可见古人对了解自己的要求远超于了解别人。然而与西方“认识你自己”所不同的是，中国人把“成为我自己”作为内省旨趣，也就是说，仅仅“自知”远远不够，还要在自知的基础上锻造心性、与理想的自我进行对话，在思想的推杯换盏中达到新的自我，最后成为自我的“知己”，完成自知者明的第二重境界。
除自知以外，经典古籍里还有“控制自知”的明确道德要求。《道德经》第七十二章论道：“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这里的圣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标杆和理想尺度，是文人士大夫效法的对象，老子主张，圣人理应了解自己而不刻意表现、爱自己而不引以为骄。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老子预感到“自知和自爱”的人很容易滑向“自见和自贵”，这有悖于崇高的道德情操，由此写下自知和自爱的原则，预防其野蛮生长。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内向传播是极其细腻、充满规则，一切又为“尚德”和“成圣”而服务的。
（二）为腹不为目：
华夏内向的传播旨趣
作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识。在他看来，众人皆追逐五音、五色、五味、导致耳聋、目盲、口爽、行妨，而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行动自觉的“圣人”或理想中的“自我”与众人不同，需做到“为腹不为目”。范应元认为：“为腹者，守道也，为目者，逐物也。”林语堂认为：“‘腹’指内在自我,‘目’指外在自我感觉世界。”圣人被要求在内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