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
两千多年前，荒诞已于轴心时代初露端倪。无论在古希腊神话中，还是中国的庄子哲学中，都依稀可见荒诞的神秘踪影。在西方语境中诞生的“荒诞”一词（absurd），源于拉丁文absurdus，意为不合曲调（outoftune）或无意义（senseless），其前缀ab作用是加强语气，后缀surdus意思是deaf（耳聋）、unheard（听不见的）、silent（沉默的、无意义的）、dull（感觉麻木的，乏味单调的，无精打采的）。因此，absurd就是完全耳聋，一点也听不见，感觉麻木，乏味单调，令人厌烦苦恼，提不起精神。这个原意为“乐曲不和谐、不协调”的音乐术语，在后来的历史中慢慢引申为不真实、不合理、不合逻辑、不可理喻，并逐渐从历史的阴暗一角走向世界和人生舞台的中央。
被遮蔽的荒诞
古希腊时期，世界被视为一个秩序井然、和谐一致、依照系统的规则逻辑建立起来的天地，事物各从其类、各归其位、在宇宙中各有固定的准确的位置。这似乎是希腊思想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即将哲学领域、自然界、*治领域和道德领域视为一个规律体系。正如英国学者基托对希腊精神的总结：“万物一体的观念，或可说是希腊精神最典型的特性……现代精神分裂为某些范畴，专门化为某些范畴，以某些范畴进行思考，而希腊人的本性与此相反，他们采取最宽广的视角，将万物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正是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万物并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生活境界。
掌管世界的不是神或命运，而是规律。人与世界和谐共处，世界对人（人的意识、人的行动）是敞开的，人生于其中感觉不到自身与自然世界的尖锐差异。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使人类有一种“在家”的感觉，人可以从任何一方，无论是从世界中还是于自身中皆能感受到和谐与秩序，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尤其是从神话斯芬克斯之迷对人的生命历程的外在描述，到四处宣扬“认识你自己”的苏格拉底对城邦人的生活、道德、美和善恶的研究，从伯利克里对“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的大声宣告，到普罗泰戈拉对“人是万物的尺度”大旗的高举，从柏拉图对纯粹理性哲人的推崇，到亚里士多德对人进行全方位的把握，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荒诞失去了立足之地。
基托《希腊人》
基督教广泛传播之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尽管希腊的世界观、宇宙观发生了变化，但是人并没有成为被抛弃的存在，没有成为世界的局外人。不同于古希腊的和谐观念，中世纪时期强调奥古斯丁所谓“上帝之城”与“魔*之城”的对立，认为人可选择其一而居。从此，基督教神学牢牢地紧箍着人们的心灵，一切世俗文化均被纳入神学范畴，禁欲主义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欲求，蒙昧主义剥夺了人们借科学认识自然、世界及自我的权利。人被迫放弃一切世俗的观念，主动承认自己的无能、卑下和原罪，并忍痛受苦，努力赎罪，以求来世进入天堂享受上帝的恩典，而不是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由此，人否定了自己作为“人”，人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上帝，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人在上帝身上肯定了他在自身中加以否定的东西”。人失去了整个世俗世界和自我的完全性，由一个幻想中的上帝来主宰自己的人生。古希腊文明中映照出的人的健康形象被神学教会污染得面目全非，而被宗教鸦片麻醉了的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并心甘情愿地任其摆布。尽管失去了对人、人性、人的意志自由和独立人格力量的追求，基督教依然可以保护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因为上帝拯救人类，人的存在价值在神的庇护中得以确立。因此，荒诞无法在上帝的强烈光芒中现身。
一言以蔽之，荒诞被遮蔽了。
荒诞的去蔽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理性的旗帜得以高扬，荒诞恰恰是人类理性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这也解释了荒诞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期缺席）。16世纪上半叶，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五部陆续出版于-年）引发轰动，翻开这部小说，满眼尽是荒诞不经的内容：先是高康大（庞大固埃之父）的出生令人匪夷所思——从母亲的耳朵里跑出来，然后是庞大固埃每顿饭能喝下四千多头奶牛的奶，接着是庞大固埃朋友的头被敌人砍下来后，巴奴日竟通过外科手术将其头和身体连接起来，并使之复活。而这位朋友复活后就讲述他在地狱里的见闻：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英雄们到了地狱都在从事各种卑下的行当等。作为荒诞文学的远祖，拉伯雷在写作这部作品时，正是人们走下神坛转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