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继继承是家族爵位和财产传承不外流的最后保障，通过过继，避免了因各种原因造成无子者社会地位、财富、血缘关系转移至外姓人之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作为宗室的爱新觉罗家族，受自身发展的影响，保留了满洲传统的宗族观念，并在汉化过程中逐渐吸收汉族的宗族观、观，最终形成自身特有的宗族观念，并以之为基础制定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宗室过继习惯和原则。光绪帝无子，其皇位继承者只得靠过继的办法产生，光绪帝无子是疾病引起的吗？
一、“戊戌政变”前后光绪帝的身体状况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曾称光绪帝病重，并下诏“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学者多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为废掉光绪帝所做的舆论宣传，是为了“借皇上久病之名，因更立太子，强使禅位也。”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马勇先生就认为“军机四章京的被捕，实际上势必追究光绪帝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在事实上也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然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光绪帝领导或者指使康有为等人谋反弑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即便权威再大，光绪帝的反对势力再强，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光绪帝的地位，即无法很快找到一个能够替代光绪帝的皇权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既不能引咎辞职，也无法在第一线坚持工作、处理朝政。”因此促成了光绪帝生病这一说法的出现。医院以医治帝、后之疾，但至晚于光绪六年，朝廷已不回避地方大员推荐名医来京请脉。光绪六年六月初七日，清廷以慈禧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为由，要求地方督抚“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
这种于民间求医的活动并非留于空文，该上谕发出后的第五天，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就上奏称“查有二品顶戴、按察使衔、前任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由举人出身，研精医理有年，洞五运六气之源，晓三部九候之法……委系真知可靠之人。”
并将其送至京中，为慈禧太后请脉。光绪三十三年、光绪三十四年朝廷也曾两次下诏为光绪帝求医，并先后有张彭年、施焕、陈秉钧、周景焘、吕用宾、杜钟骏等六人入京为光绪帝请脉。光绪二十五年清廷下诏为光绪帝求医后，地方督抚推荐的名医至少有朱焜、卢秉政、陈秉钧、门定鳌等人，因此不能将朝廷下达求医诏书当做单纯的舆论宣传。
从现存史料来看，光绪帝的身体在“戊戌变法”期间应该是有问题的。在变法过程中，张之洞之子张权曾在写给张之洞的信件中多次提到“圣躬违和，外间传言太过，虽无大碍，却系旧日有此病根。症系不能存食，每行动五局俱从。时时思食，旋食旋遗，或多食则呕。别无他症，惟瘦弱特甚。”这一消息的来源是南书房行走，由于南书房行走有机会接近皇帝，这条消息应该可信。
“戊戌政变”前后，各地报纸对光绪帝的身体也多有报道，如《国闻报》就曾报道称“日来皇上圣躬殊觉不适，其病症大约是食不消化，因而成痢。”《申报》也认为“皇上自逆犯康有为结党谋为不轨后，圣心愈切忧勤，以致龙体违和，迄今未愈。”不能将此单纯看做朝廷控制舆论的结果。
光绪二十四年入宫为光绪帝请脉的各地名医认为光绪帝“左右寸细弱，左关微弦而数，右关虚数，左尺虚数，右尺数页无力。症属肝肾久亏，脾胃均弱……腰痛，腿膝无力，麻木空痛……气怯少言，语多则牵引少腹作抽。时或牙痛、口疮，手指作胀……躺卧难以转侧，不能久坐久立，不耐劳苦。
一些戊戌年间在华的外国人对光绪帝的身体状况也有记载。如曾帮助康有为逃离上海的英国记者濮兰德，就记载一名叫陈莲舫的中医奉诏入宫为光绪帝请脉，并将光绪帝的病情告诉了英国《泰晤士报》，按照陈莲舫对光绪帝的诊断，“皇帝病症在于呼吸器官衰弱所致……陈离京前，皇帝烧已退，病情得到改善，但仍然严重……当被问及皇帝病情是否严重时，（陈莲舫）称若皇帝撑到春节，次年春天，身体就会逐渐恢复，有望彻底痊愈。”
也有人记载“年2月中旬，光绪帝接受了外国使臣的觐见，他病容满面，看起来是真的生病了。”即使是梁启超，也较为隐晦地承认光绪帝身体在变法期间出现问题。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谈到光绪帝的身体状况，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变法期间“有人问军机大臣王文韶云皇上之病实何如？王曰，吾日日见皇上，实不觉有他病，但有肝病尔。”
梁启超对王文韶所称光绪帝有肝病的解释是“盖皇上每怨诸臣之疲玩，常厉声责之，故王谓其肝火盛也。”从中也可大致看出光绪帝的身体在“戊戌变法”期间确实是有问题的。光绪三十四年为光绪帝诊治过的杜钟骏也认为光绪帝“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同时表示皇太后与皇帝对病情的意见并不一致，“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疾，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
太医很早就对光绪帝的身体给出过治疗意见，且疗法多样。据记载，对于光绪帝的身体“有谓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匮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者，当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谓当气血双补，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用十全大补之类。”也可看出光绪帝身体状况之复杂。
“戊戌政变”后，欧美诸国，特别是与维新派关系较好的英、法、日等国对光绪帝重病的消息并不相信，在各国公使的一再建议下，促成法国医生德对福入宫为光绪帝治病。在为光绪帝诊治后，法国医生认为光绪帝“病势无甚大碍，唯患血虚之症。”在德对福看来，“（光绪帝）虽然没有立刻的危险，但皇帝是有了微恙的。”
曾出任意大利驻华公使的丹尼尔华蕾曾对法国医生的诊断报告有过介绍，“经过一番小心诊断后，他们（御医）认为皇帝体内受到神秘力量影响，湿气过重，可能转危为安，也可能恶化……后来一位法国医生也进宫为皇帝诊病，他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诊断，使得那些中医对他充满惊讶和不屑，然而这个结论同那些中医所下的并无太多不同之处。”
从今天所能见到的汉译病例来看，光绪帝“体质衰弱，明显消瘦，精神不振，面色苍白……气闷导致呼吸不均匀，发作时更显焦虑……血循环不好，常出现紊乱。脉弱而频数，头痛，胸闷热；耳鸣，头晕，站立困难。除上述症状，腿、膝部明显发凉，手指触觉不明显，小腿痉挛，全身发痒，轻度耳聋，目光迟钝，腰痛……这类梦遗，多由白日自觉勃起功能减退所致。
经认真分析这些症状，我确信此病系肾脏损伤引起，欧洲称肾炎或慢性肾炎。”从中医角度来看，光绪帝的身体不外“心肾不交，肝木气旺，腰软精滑”，以致于召见大臣时“有时以身靠坐垫作欹斜之形。”从中也可以看出，光绪帝的身体状况并不理想。
二、光绪帝绝嗣难以避免
光绪帝即位时虚岁只有四岁，至光绪二十五年立嗣时，仍未满三十岁，在传统社会中并不属于年老之人，通常情况下仍应具有生育子嗣的能力。但光绪帝于光绪十四年大婚，至建储时已有十年。清代诸帝中，从成婚到生育第一名嫡出子女所间隔的时间长短不一，时间较短者如乾隆帝只有一年，较长者如康熙帝、雍正帝、嘉庆帝均为六年。
即使以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成婚十年尚未诞育子女基本可以宣告帝、后一方没有生育能力，加之光绪帝有一后二妃，因此，皇帝没有生育能力这一说法在当时应并非秘密。“戊戌变法”时，张之洞之子张权曾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说“今上病，或言系张荫恒进药所致，并谓其每见必有进物。于晦若言，或不至此，惟其与人书谓上有高禖之庆，渠何以知之，人不能无疑尔。”就十分隐晦地说出了光绪帝为子嗣发愁的情况。
丸药在中国古代宫廷中是十分隐晦的事情，明光宗朱常洛就因食用李可灼私进的红丸而驾崩。对张荫恒进丸药一事，维新派诸人极力否认，认为是“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以为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有为）、张（荫恒）等罪名”，但该事应并非虚言。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曾经下诏要求“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丸药之人是问。”似乎就是对有人私进丸药所做的预防。
三、总结
从清代官方的脉案及法国医生德对福的诊治情况来看，光绪帝的肾病应该相当严重，皇帝不能生育皇子无疑问，这就使清政府不得不提前过继皇子，选立继承人选。从立嗣上谕看，光绪帝十分明确，“乃朕痼疾在躬，难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皇帝已经明确地承认自身已然无法生育子嗣，过继一子已不可避免，提早确定嗣君人选，对朝局的稳定更有帮助。